每日一星｜诺姆•乔姆斯基：语言结构体系及其对进化的重要性
语言结构体系及其对进化的重要性
诺姆•乔姆斯基 作
司富珍 译
诺姆•乔姆斯基
诺姆•乔姆斯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及哲学系教授(退休)，生成语法理论创 始人，第二次认知革命代表人。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理论、句法学和语言哲学等,致力于探索人类语言的普遍语法。代 表著作有《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 (Aspects of Theory of Syntax),《管辖与约束演讲集》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最简方案》(The Minimalist Program)等。
司富珍
司富珍，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生成语法理论、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及哲学思想，生物语言学、句法制图理论、语言理据等。
提要：本文主要讨论语言结构体系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其在进化问题研究中的重要性。文章首先对UG的主要构成部分即进入计算系统的原子成分和生成程序进行详细讨论，而后将生物语言学放置在强式最简主张 (SMT)视角下进行研究，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语言就其本质而言是极其简单的,语言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柔韧性绝大部分甚或全部存在于外部系统中，是居于语言结构核心部分的内在程序和语义解释的补充。关于进化问题，文章认为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与语言相关的突变应该发生在个体身上而非发生在群体身上，而后这种能力便代代相传。语言当然会发生改变，但不会进化;真正进化了的不是具体语言，而是语言能力，即UG。
关键词：语言结构体系；语言进化：普遍语法；生成程序；生物语言学
文献来源： 诺姆·乔姆斯基,司富珍.语言结构体系及其对进化的重要性[J].语言科学,2018,17(3):22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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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要想成功地对某种系统的进化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必须要了解该系统的本质。同样显而易见的是, 如果不能对某一系统的根本特性有认真准确地理解，那么该系统被呈现出来的样貌看起来就会是混沌、 高度可变、并且缺乏普遍特征的。那么相应地，对它的进化所进行的研究也就不可能是认真准确的。当然，这种研究还必须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大家所知道的进化历史。这一道理适用于人类语言官能的研究, 正如它同样适用于其他生物系统的研究一样。大家可以对研究文献中的种种提议进行评估，看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遵循了这些基本限制条件的。
在二十世纪中期，当我们迈开步伐，努力尝试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生物学对象来为它提供解释时，语言进化问题也就立即浮现出来了。这时，语言被看作是内在于个体的。这种生物学解读抓住了我们可称之为人类语言的“基本特征”(the basic property)的本质:每种语言都可以产生从数量上来看无限、从 结构上来看具有层级性的表达式阵列，这些数量无限、结构具有层级性的表达式会在两个接口层面获得系统的解释，这两个接口层面分别与另外两个内在系统关联，即专司外化的感觉运动系统和专司推理、解释、规划、行为组织及其他一些要素的概念系统,有时我们也把它非正式地称作“思想”。采用这种指 导原则对语言进行研究的一般方法现在开始被称作是“生物语言学方案”(the biolinguistic program) 了。
02
UG及其内在构成
用现在的术语系统来看，一种语言可以被称作是内在的语言或I-语言。根据“基本特征”的精神, 每一种I-语言都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有声符号”——这里引用了伟大的印欧问题研究专家威廉•德怀特・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在一个世纪以前曾说过的话一一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语言的 外化并不一定局限于发音-听觉的模式。
就其本质而言，关于某一种I-语言的理论就是该语言的生成语法〔1〕，而关于I-语言的普遍理论则 是普遍语法(UG),这里我们把传统概念放在了一种新的语境之下来使用。UG是一种关于语言官能遗传部分的理论，这个遗传部分是一种能力，它使得人们习得或使用种种I-语言成为可能。UG限制了满足“基本特征”的生成程序的类别以及进入计算系统的基本原子成分的类别。
2.1 UG的第一个组成部分:进入计算系统的基本原子成分
基本原子成分包含了种种深邃的奥妙。人类语言中承担意义的最小成分(有点类似于词,但不是 词)与动物的交际系统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其起源还是完全模糊不清的，它为人类认知能力进化特别是语言能力进化的研究提出了十分严肃的问题。关于这些话题的研究见解有的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之前的时代，然后在早期现代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中那些卓越的哲学家们那里得到发展，之后在最近一 些年里又得到进一步发展，虽然对它们研究得还非常不够。事实上，这一问题虽然非常严肃，却没有被 充分地认识和理解到。仔细检视就会发现，有一些被广泛接受的关于这些基本要素之本质的观念其实 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那个被广泛地接受的关于词语挑选思维之外的对象的指称主义的观念。关于这 些重要问题要说的话很多很多，我们在此姑且将它们搁置一边。但是,还是要再次提请大家注意一点, 那就是，关于人类认知进化所提出的问题是非常严肃的，远远超出人们通常所认识到的程度。
2.2 UG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有关生成程序的理论
UG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即关于生成程序的理论，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一直都能够经得起研究的检 验，这一点确实史无前例。在二十世纪中期,歌德尔(Godel)。图灵(Turing).邱奇(Church)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工作已经使得关于计算的一般理论根基坚实地建立了起来,从而能够在清楚地理解所关涉内容 的条件下肩负起生成语法研究的任务来。
组构各种具体的I-语言所需要的生成程序必须满足某种经验性的条件,即有一些至少具有可学性，同时，显然也会涉及到习得和使用这些I-语言的能力问题。
首先把注意力转向可学性问题。I-语言的习得显然基于:DUG的遗传限制;2）若干独立于语言的 原则。现已充分证实，语言能力与其他认知能力在根本上是分离的:这一事实，再加上对语言特点的仔 细考查，使得我们猜想第2个要素可能实质上是由一些独立于有机体的原则、而不是别的什么认知过程 所构成的。对于像I-语言这样的一种计算系统来说,这些原则很可能包括了属于自然法则的各种计算 效率原则。而关于可学性的研究必须要面对的事实是，孩子所迅速习得的东西极大地超出了他所能接 触到的证据，而这却是一个生物系统生长的常态特点。
再把注意力转向进化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清楚的是，进化了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当然，进化了的并不是语言，而是语言的能力他就是UG。各种语言当然会发生改变，但它们不会进化、做出如下提议 显然是毫无助益的:各种语言通过生物学的和非生物学的进化方式发生了进化一一这里用的是詹姆斯 -赫尔福德（James Hurford）的术语：非生物学的进化根本就不是进化将这些限制性条款铭记于心， 我将在科学传统常规意义上来使用“语言的进化”这一术语,当然同时也认识到它不仅可能并且有时确 实是会使人误解的。
语言的进化有一个似乎比较确凿的事实是，我们的祖先离开非洲应不超过五万年（或略长一点）的时间。从语言能力来看•或者更宽泛一点，从认知能力的角度来看,一群人与另外一群人之间并无明显差异。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借助的事实（关于这方面的事实确凿与否，我们的信心要稍差一些）是，在这之前不久的时间里，语言根本都还没有开始存在。就现在掌握的情况而言，以下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猜 想:语言一一更准确地说是UG——是在进化时间表上一个非常狭窄范围内某一时间点出现的,有可能 是在7万5千年前左右的样子,而且从此之后并没有再发生进化。在迅速增长的关于语言进化的文献中,这种猜想有时也被称作是“反达尔文主义”（anti-Darwinian）,或反进化论思想,但是这样的批评是基 于对现代生物学的严重误解而做出的。
除了这两个事实（其中一个比较确凿无疑,另外一个则是可能的事实）外，现有的纪录能够告诉我们的少之又少。对于复杂的人类认知能力來说皋本情况也是如此「这一基础対于语育进化的研究来说太过薄弱了。但是，它却确实可以提供一点参考意见:那就是,作为进化结果的那个UG,就其核心部分来讲必须是相当简单的。如果如此，则语言表面上的复杂性和变异性一定是由人类共有的那个语言能力在其进化发生之日起所产生的那些变化所导致的，这种复杂性和变化性可能处在系统的边缘部分，也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生进化。我们后面会回到这个问题的讨论上来。正如已提到的那样，我们可能还会推想，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出现很可能反映的是人们理解的缺乏，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
二十世纪中期建构生成语法的最初尝试开始以后，我们很快就发现人们对于语言知道得太少太少了,甚至那些经过细致研究的语言也是如此。另外，很多经过仔细研究发现的特点揭示出了重要谜题，其中一些至今仍吸引着人们的兴趣，与此同时沿着这一路线一些新的谜题继续被揭示出来。
那个时候，为了能够捕捉到语言的种种经验现象和它们表面上的变异性，人们觉得似乎很有必要赋予UG极大的复杂性。但是，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不可能是正确的UG必须满足可进化性的条件，而人们假想它具有的特点越是复杂，那么将来要为它提供一个关于它是如何进化的可能解释时所承担的负担就会越重——种非常沉重的负担,正如一些关于语言进化的若干可见事实所显示的那样。
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再加上出于理性研究的一般性考虑，使得关于I-语言和UG的研究从开始之日起就在努力降低有关其本质和变异性假说的复杂性。我们这里不会去综述沿着这一方向稳步前进的历史过程,特别是1980年代早期原则和参数框架的确立，它为解释语言习得问题提供一种途径: 这一方法并不存在看起来令人无助的种种障碍，却打开了一条通向大范围经验材料的通道，并以从前所无法想象的深度对它们进行了研究。
到了1990年代早期，对于一批研究者(也包括我自己)来说，似乎已经了解到了足够的东西，因此 可以有理由去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简化UG了：先构拟一个理想的案例，再寻问语言实际上与这一理想 在多大程度上近似，然后努力去解决种种表面上不一致的地方。这种研究尝试一直被称作是“最简方案”(the Minimalist Program)，是从各种源头上毫无缺漏地对生成语法进行全面而持续研究的一种方案。
最理想的情形应该是把UG缩减成为若干最简单的计算原则,这些原则按照计算效率的条件来进 行操作。这一主张有时被称作是“强式最简主张"(the Strong Minimalist Thesis),简称SMT。若干年前, SMT似乎还是一个很陌生的想法。但是近一些年来的证据则越来越说明诸如此类的东西可能离真实 的情况距离并不远。如果它真的能够成立的话，将是一个令人惊喜且富有意义的发现。它同时也会打 开一条讨论研究语言进化问题的道路。接下来先说一说关于语言进化的现代研究之前的研究历史，而后回过头来再讲这个问题。
2.3关于语言进化的研究历史
前面已经提到过，大约60年前,当生物语言学方案提出来后，关于UG的进化问题也立即出现。这一问题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人讨论过，那时语言被当作是一种内在的生物学对象来看待。显然，如果语言不是被如此看待，其进化问题也就无从严肃谈起。19世纪时的印欧问题研究专家们确实常从内在论的 观点把语言当作是某一个体的生物学特征来思考，但那时研究它的进化还是存在种种障碍的。本文开篇时所提到的最简性的条件还没有得到满足，对于已经得到进化的、满足了“基本特征”的该系统的本质也还没有能够清楚地认识到。1886年，巴黎语言学会采纳了威廉-德怀特・惠特尼关于“关于起源问题所说所写的绝大部分东西都只不过是空谈而已”的说法，举世闻名地宣布禁止接收关于语言起源的文章:这些话至今还值得引起注意。
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标准版本的故事由吉恩•艾吉森（ Jane Aitchison)撰文进行了准确地概括, 该文收录于由詹姆斯•赫尔福德(James Hurford)、迈克尔•施徒德特•肯尼迪(Michael Studdert-Kenne- dy)和克里斯•奈特(Chris Knight)共同编辑的论文集《语言进化的若干研究方法Approaches to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她首先引述了那个关于语言进化话题的著名禁令，然后其历史叙述就直接跳到1990年,用她的话来说，当时“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因为史蒂芬•平克(Stephen Pinker)和保罗• 布龙姆(Paul Bloom)的一篇文章“清除了人们理解进化和语言之间关系的一些知识障碍”(詹姆斯•赫尔福德)。艾吉森接着叙述说，品克和布龙姆的那篇文章“强调语言是通过种种常规进化机制得到进化的”，同时，正如他们在文中所写，他们“还点评说关于语言的进化问题，现在有一些非常丰富的值得注意的新兴科学信息，而这些信息尚未得到恰当的分析按照这一版本的说法，该领域的研究因此也可以启航前行，并发展成为一门兴盛的学科了。
然而就我们看来，真实的历史似乎并非如此，这当然并不仅仅因为惠特尼思想的束缚。在它之前的 结构主义时代，典型的看法并不认为语言是一种生物学对象，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关于进化的问题。欧洲的结构主义通常采纳索绪尔(Saussure)把语言(在相关的意义上)看作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实体的概念;用索绪尔的话来说，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由无数个体所组成的集体中所有成员大脑中所拥有的、 以某种“类型的合约”(sort of contract)存在的词语形象的储藏库。而对于美国结构主义来说，有一个关 于语言的标准概念，它就是由雷纳尔多•布龙菲尔（Leonard Bloomfield)提供的那个版本，语言对于他 来说是一组习惯的数列，是运用约定俗成的言语声音对环境做出的反应，也是用行为对这些声音做出的反应。或者,换用另外一个不同的表达法，语言是“在一个言语社团中人们所说出的所有话语的一个总 和”。不管这种假想的存在物可能是什么东西,反正它们不是生物学的对象。
而情况的真正改变是在二十世纪中期,那时首次尝试从满足“基本特征”角度出发来对I-语言进行 研究。如我之前提的，那时关于语言进化的问题也随之立即提了出来。但是当时还并不能认真地讨论 它。早些年的任务曾是建构一种关于语言的理论，要使它足够的丰富，从而能够允许描写那些深藏于各 种不同语言背后的种种事实。然而UG越是丰富，进化性的负担就会越重。因此那会儿实际上也还是什么也做不了。之后迈岀重要一步的是艾瑞克•伦纳伯格(Eric Lenneberg)所著的《语言的生物学基础》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一书在1967年出版，该书奠定了关于语言生物学现代研究的基 础。这部著作确实包含了关于语言能力进化的认真讨论，苴巾有很多重要的洞见,它以生物学为基础, 为进化的非连续性提供了相当细致深入的论辩。但同时乂坚持了 UG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举行过若于次国际国内会议，将生物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聚 在一起，讨论进化的论题,但解决的问题不多。我本人曾于1970年在MIT与进化生物学家萨尔瓦多・ 卢里亚(Salvador Luria)合开过一门关于语言生物学的讨论课。其中有几个学生后来继续研究并将之当 成事业来做。语言的进化曾是那门课的主要话题之一,但是依旧没有太多好说的。
包括语言学史研究者在内的评论家发现在生成语法的早期文献里几乎没有关于语言进化的参考资料。这种说法没错，但显然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原因。该话题从1950年代早期开始就讨论过很多，后来则由伦纳伯格以及若干科学会议讨论过,但是由于已经提到过的原因，很难有实质性的结论产生，因此 也就很少有可以参考的文献了。
到了1990年代,事实上也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注视的与语言进化相关的新的科学信息”得到综合, 也并没有哪些“知识障碍”得到“清除”。但那个时候的确发生了一些改变。其中一个改变是我已经提过的:关于UG的研究进步使得某些方面的可能性得到提高，比如说:诸如SMT之类的想法可能是正确的，它表明关于语言进化研究的一个主要障碍可能会得到克服“第二个改变是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徳・ 勒沃汀( Richard Lewontin)一篇重要论文的发表所引起的。这篇文章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按照当时理 解的任何方法去研究认知进化特別是语言进化的问题儿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三改变则当时开始涌现出了大量关于语言进化的论文和著作，但是这些论文和著作却都忽视勒沃汀细致而有说服力的论辩。要我说的话这对他们十分不利。而且这些文献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避和不愿意接受在UG理解方 面已有的进展，然而对于UG理解的这一进展却至少为考察该进化问题的某些方面开避了一条道路"
事实上，有一个普遍的结论是认为UG根本就不存在:用迈克尔•托玛斯洛(Michael Tomasello)的 话说就是,UG是死的。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当然也就不存在关于UG的进化这一主题了。也就是说，如 果从其唯一内在一致的含义上来看的话，也就不存在语言进化这一主题了。语言的出现也就简化成为认知程序的进化，由于勒沃汀已经解释过的原因,这种认知程序的进化根本不可能得到严肃的考究。这种观点还认为有必要忽略有关语言能力从其他认知程序中分离开来的实质性证据，同时也应该忽略 UG之于人类的独属性。然而这一点却是从小孩出生之日起就显而易见的，一个人类的新生儿一出生就会从环境中选择与语言有关的数据，基本没有重要的失败。而一个具有差不多相同听觉系统的猿猴听到的却只是噪音。一个人类的婴儿接着会继续那个独属于人类的语肯习得的系统过程，而那显然大大地超越了任何一般的学习机制所能提供的程度，从词语的学习到句法结构和语义解释都是这样.
一个罕见的领域如此迅速的延伸发展，为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提出了若干有趣趣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暂且将它们搁置一边，而回到那个专门针对所出现问题的、对我而言似乎比较能产的研究方法上来。同时强调一下，这远非是一种大家一致同意的观点。
2.4强式最简主张视角下的生物语言学
就SMT所适用的范围来讲，我们可以至少以一种连贯一致的、有潜在用途的方法来表达一下关于语言能力进化的问题。那么,就让我们问一问:假设诸如SMT这样的理论是比较接近现实的，那么以该假设为基础,关于语言和进化又可以得出些什么样的结论呢？
任何一个计算系统都会在某处嵌入一个操作并将之运用到两个已经成型的对象X和Y上,组构成 一个新的对象Z。我们权且称之为“合并”（ Merge) 。SMT主张“合并”是尽可能简单:既不会修饰X或 Y,也不强加给它们任何安排,特别地，它不会安排它们之间的顺序,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后面会 回过头来讨论。“合并”因此只是提供一个集合信息:X与Y的“合并”产生了集合{X,Y}。
这种形式的“合并”是最简计算操作的一个很好的候选形式。人们有时争辩说关联甚至是更为简单的形式。这话讲得不对。关联也需要有“合并”操作或者是类似于“合并”的操作，这种类似于“合 并”的操作同时还要求一定的语序，并且还要有一些能够删除结构的原则。它与通过上下文无关语法 生成带标的树、进而又产生岀一种终端语符串的那些规则很是相像。
我们可以把计算过程想象成是这样一种操作:存在一个工作站，它既可以进入到原子要素组成的词 库中，也包括所有已经组构好的新的结构体。要继续进行计算，就要从工作站里首先把某个要素X选岀来,而后再把第二个要素Y也选岀来。其中X和Y要么可以是工作站中两个互不相同的要素，例如 当read和books合并,组合成为短语head books”的基础形式的结构体时情形就是这样，它被称作是“外部合并”;或者也可以其中一个是另外一个的组成部分,它被称作是“内部合并”。例如短语“he will read which books"与其自身内部所包含的短语“which booksn合并，产生“which books he will read which books”时的情形就是这样，而这个结构是句子“guess which books he will read”的底层形式，或者如果运 用其他规则，则也可能是“which books will he read”的底层形式。这只是无处不在的挪位(dislocation)特 征的例证之一:即短语常常在一个位置发音，却在另外一个位置得到解释。过去人们曾长期认为挪位是 语言中的一种奇怪的不完美现象。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它恰恰是某个非常基础的计算程序的一个自然 而然的特征。
我再重复一次,“he will read which books” 和“which books"合并,产生岀“which books he will read which books”,这里“which books ”出现了两次。原因是合并操作并不改变被合并的要素:它是最理想的操作。经验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内部合并”的这一拷贝特征可以为含有挪位的表达式提供解释，它不仅涉及范围广泛，而且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把句子“Which books will he will read"理解为意指类 似如下的意思:“for which books x, he will read the books x”，其中的短语“which books ”在两个位置被赋予了两个不同的语义角色。遵循这样一种关于计算的最理想的假设，有关句子解读的种种非常复杂的 特征就会立即变得合乎逻辑、可以解释了。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试看句子“the boys expect to meet each other"，这句话意思是"each of the boys expects to meet the other boys”，假设我们把这句话嵌入到“ wonder who”的语境中，产生句子“wonder who the boys expect to meet each other”。那么前面的那种解释就消失了。这里的短语“each other"回指比较远的要素“who”,而不是最接近的那个要素“the boys"原因是，对于大脑思维来说，在心智的表达式“I wonder who the boys expect who to meet each other”中，最近的要素就是"who"，尽管耳朵听 起来并不是这样。而这正多亏了有“内部合并”的拷贝特征才使之然。
再举一个稍微复杂些的例子，试看下面这个句子:"which one of his paintings did the gallery expect that every artist likes best"。这句话的回答可以是:“his first one” 对于every artist”来说所指是会各不相同的。量化短语every artist”约束短语“which one of his paintings”中的“his”。但在结构上非常 相似的下面这句话中却不可能获得这样的解释:"one of his paintings persuaded the gallery that every artist likes flowers”原因是内部合并（挪位）的拷贝特征使然’因为大脑思维所接受到的信息实际上是 “which one of his paintings did the gallery expect that every artist likes which one of his paintings best"，这是量词约束一种常规性的结构模式,就像在every artist likes his first painting best"中的情形是一样的。
随着句子复杂性的提高，随之也会出现许多复杂的后果。很显然这种种复杂性是不可能通过归纳、 对大数据的统计分析或别的一般机制所能获得的，然而，这种种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却又确实与SMT所假定的语言的基本结构体系是相一致的。
假如在如上所述的这类例子中，两个拷贝成分都发音的话，那么理解起来应该会容易得多。事实上，知觉理论以及机器解释和翻译系统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正是找出不发音的那些空隙来，这些 问题被称作是“填空”问题。从计算的角度来看可以找到很好的理由解释为什么只有其中的一个拷页 成分会发音:因为除非是在最简单的情形之下，否则要让更多的拷贝成分都发音的话，将会导致计算上极大的复杂性。因此我们实际上存在一个计算效率和使用效率之间的冲突问题，而竞争的最后结果则是计算效率原则会占上风。就目前所知道的情形而言，在所有语言中的所有构式中情况都是如此。尽 管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详细阐述这一点，但要知道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关于计算效率和使用效率之间 竞争的例子（比如可分析性、交际性等）。在所有已知的情况下，做出牺牲和让步的都是后者。例如，我们刚刚所讨论过的案例就是有关可分析性和知觉反应的核心问题。
这些结果表明语言是为思维和解释而进化的:它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意义系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关于语言是“ 伴有意义的声音”的经典论断实在应该倒过来, 说成: 语言是一种伴有声音 （或某种 别的形式,抑或根本没有外化形式的）的意义系统、而其中“伴有”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含义。
在感知运动层次上的外化是一个辅助性的程序,它所反映的是所使用的感觉模型的特点，伴随着言语和符号的不同安排,随之而来的结论是,关于交际是语言的“功能”的现代教条显然是有问题的。而关于语言是思维的工具的传统概念则距离正确答案更接近一些。如果换用惠特尼的话来表达一下传统概念的话,那么从某种基础的方面来看，语言确实是一种“用来思维的有声符号”系统。
关于交际是语言的“功能”（不管其所指为何意）这一现代概念可能是源自于关于语言一定是从动物交际系统进化而来的错误信条，尽管进化生物学并不支持这一结论，伦纳伯格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 经讨论过这一问题。目前可以看到的证据也强烈反对这一错误信条,即现实上，没一个重要的方面，从 词语的意义到“基本特征”，从习得到使用，人类语言与动物交际系统之间都存在根本的不同。
也有人可能认为这种现代概念也可以从那些正在逐渐消失的具有行为主义倾向的种种观点那里找到根源，而那些观点实在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可育 不管泉什么原因吧，总之，现有的证据似乎更倾向于 支持关于语言在本质上讲是一种思维系统的传统观点。
关于这一结论还有更进一步的实质性的证据 再次提请注意的是，合并这一最理想的计算操作方式,对于被合并的要素来说并没有顺序方面的要求。那么，自然地，语言所涉及到的种种思维操作过程 也应该是不受语序所限制的，语序只是感觉运动系统的一个反映而已。我们在说话时必须对词语的线性顺序提出要求:感觉运动系统不允许平行方式的产出过程或显现各种结构的产岀过程。从本质上讲 感觉运动系统远在语言出现之前就已经就位了，它似乎与语言没有什么关系。如我之前所提到的那样, 当有人说话时，那些有着相似的听觉系统的猿猴所听到的只不过是噪音而已，而人类的新生儿却能够运 用人类所独有的、深藏于大脑中的语言官能，很快地把与人类语言相关的数据从噪音环境中提取岀来。
大家对显示这些结论的部分事实是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动•宾型语言和宾•动型语言会赋予相关成分同样的语义角色。而这些结论所能概括的意义则远远超过这些事实本身。
对于这些现象所做的观察还有着非常有趣的经验意义。试想这么一些句子“Birds that fly instinctively swim” /“The desire to fly instinctively appeals to children”都是有歧义的:副词“instinctively”既可以 与前面的动词（"fly instinctively ”）关联,也可以与后面的动词（“ instinctively swim ；instinctively appeals” ） 关联，假如说我们把副词从句子中抽取岀来，组成“instinctively, birds that fly swim”和“instinctively, the desire to fly appeals to children ”，那么，歧义就得到了削减：这里的副词现在只与距离较远的动词 “swim "“appeals”在结构上关联，而不是与距离更近的动词“fly”关联。
这正是对结构依从原则普遍特性的一种演示:语言的计算原则忽略了线性距离的非常简单的特性, 而支持维护结构距离的更为复杂的特性。这种奇怪的迷题在最先开始努力建构各种简明的语法体系时 就已经注意到了。一直以来也都有人曾试图想证明这些结果也可通过语料和经验来获得，但他们的努力全失败了，这并不令人惊讶。在我提到的例子中，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向儿童显示必须忽略线性距离的简单特性，而去遵循结构距离这一复杂特性规则。然而，实验结果却显示,儿童早在可以接受测试的年龄（大约3岁）时就懂得规则是依赖于结构的，并且不会犯错误，而这当然并不是教育的结果。如果我们假设SMT的理论成立并且假设语言应该是尽可能简单的话，所有这些就变得自然而然了。
那些失败的努力都一直坚持停留于对助动词倒置和关系从句的认识上，尽管这些也确实是最早讨论过的案例。人工智能方面的局限将研究者们误导了，它使他们相信:这些现象可能与提升规则有关系，或者，也可能是由于孩子可能会接触到相关语料,亦或这些现象可能与相关的一些预设的信息有一 定关系。即使从这些个意义上讲，此类努力尝试也是完全失败的。不过还是让我们跳过最早期的那些 说明，而把视线放到解释规则上来,这些规则也是一样的表现。如果看看这些规则的表现，就会更清楚地明白它们全都不得其要。
关于这些令人迷惑的现象有一个非常简单并且也是唯一经得起检验的解释，即:这些结果都与UG 本质上是最理想的这一假定（即强式最简思想SMT）相一致。
有一些研究者至少一直在尝试着为这些现象提供解释,而还有一些人则根本连这是一种迷题都没 有认识到。比如说,F. J.纽麦尔（F.J.Newmeyer）就认为:规则的结构依存性是缘于“使得所有承载信息的复杂系统成为结构等级的设计压力”。但实际上，可以找到更简单也更具有说服力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计算程序可以产生结构等级。然而这一事实却不能改变迷题。结构等级和线性顺序都清楚地存在着;而真正的迷题则是为什么线性上看距离最短的简单计算操作普遍被忽略，而结构距离最短的、更复杂的操作程序却受到偏爱。仅仅说存在结构等级是没有什么用的，同样，仅仅说线性顺序的存在也没 有什么用处。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错误，是时下技术性文献中存在的常见现象。
顺便说一句,这只是该文一系列错误的其中之一，这些错误使得该文偏离了其原初的目标，即要对 那些与这里已经评论过的论辩内容有关的若干早期说法进行反驳,这些错误同时使得收录了该文章的 那部关于语言进化问题的颇不寻常的论文集（我之前曾引述过）中其他作者所得出的研究结论的影响 力也给削弱了。
“颇不寻常”一词恰如其分。那些出现的种种错解误读有时确实也是颇不寻常、令人费解的。其中 有一个错解是对进化和自然选择的混淆:如达尔文所强调过的那样，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一个”因素，但它不是“唯一”的因素。大家对其他因素则还非常陌生。
因此，吉恩•艾吉森讨论了“突现假说”(pop hypothesis)(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一假说认为语言 “可能是”以相对来说较快的速度“突然出现”于现实中的。为了证明这一假说的荒谬，她引述了我关于 只有一半的翅膀是无助于飞翔的思想作为参考。——然而,她却没有能够提及我当时提到这一点时是把它当作谬误来看待的，而且我在接下来的句段里还引述了近期的一篇技术性文献，文中提到昆虫翅膀最早是作为一种热调节器进化的。遗憾的是,此类错误在关于语言进化的文献中并非是罕见的例外，但我们这里没必要停留在这个问题上徘徊不前。
言归正传,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语言表面的变异性和复杂性,以及容易受到影响而改变的特性, 大部分，甚或全部地，是外化过程中发生的事情，而非在生成底层表达并把这些底层表达提供到与其他思维操作的概念接口的系统内部时发生的事情。这些特点似乎实际上是所有语言所共有的，如果事实确实如此也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正如我先前提到过的那些最简单的例子中所显示的那样，习得语言的孩子并未接收到有关这些特点的任何证据——而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更多具有一般复杂性的例子时, 事实会变得更加具有戏剧性。还有来自神经科学和进化研究方面的证据也都支持有关这样或那样的模 型所拥有的外化的辅助性特征，从而也支持语言之用于交际和其他交流形式的外化的辅助性特征。
十年前安德里亚•摩洛(Andrea Moro)在米兰的一项研究表明,对于那些符合UG原则但却没有意 义的系统，在被试者的大脑中相应的语言区域会有正常的激活反应;但对于那些使用了线性顺序但却违 反UG原则的更为简单的系统，在被试者大脑中的激活反应却迟缓弥散，它意味着，被试者是将它们当 作智力测试而不是无意义的语言来看待的。还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即由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 和伊安迪•奇普力(Ianthi Tsimpli)所提供的关于在认知上存在缺陷而在语言上却具有天赋的一个被试 者的研究观察。史密斯和奇普力还有一个非常冇趣的观察，即，对于同样一个问题，正常人的反应是:如果以一种智力谜题的形式呈现给他们，他们可以顺利地解决问题;但如果以语言的形式呈现给他们，则他们可能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史密斯和奇普力认为此时被激活的是语言官能。这些研究为神经科学和实验心理语言学提供了可以追寻的出常迷人的路径。
03
结语
简单总结一下，关于语言本质最理想的结论是:其基本原则应该是极其简单的，或者，它们对于计算系统来说甚至是最理想的。这是自二十世纪中期生成语法最早期的研究以来一自追求的目标。
在早些年里，这一目标似乎遥不可及，而今天想要达到这一目标则用难要小多了。沿着那种最理想的假定的思路，可以得到一些相当有趣的实践结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挪位操作，它远非令人头疼的反常现象，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一个完美语言中的一个可以预料的特征而已。并且，最理想的设计产生出了挪位的拷贝特征,伴随着相当丰富和复杂的种种语义解释。同时，对于语言会忽略线性顺序的特征、整齐化一地依赖于复杂得多的结构距离的特征这一在所有语言的所有构式中都普遍地存在的令人困惑的事实,我们也可以随即找到解释。同时,我们对于如下的显而易见的事实也可以提供解释，那就是，语言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柔韧性绝大部分地甚或全部地存在于外部系统中，它是语言结构核心的内在程序和语义解释的补充。
假如所有这些方向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语言对于计算效率和思维表达而言是设计精妙的，但对于语言使用特别是对于交际来说却提出了种种问题;同时也可以认为,语言就其本质而言是思维的工具,正如传统所认为的那样。当然“设计”这个术语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它的意思是，与人类语言的“基本特征”相一致的最简单的进化程序产生出了一套思维和理解的系统，从计算上看它是高效的,因为没有任何外部压力阻碍这种最理想的结果。
再回到关于进化史的两个事实，一种合乎情理的猜测是,大脑中某种神经线路的微小重组为“基本特征”提供了核心的要素:即提供了一种最理想的计算程序,它产生出一个以层级的方式组构起来的表 达式的无限序列，每一个表达式都能够在与其他认知系统的概念接口层上得到系统的解释。事实上也很难去设想别的什么不同的可能性，因为不可能有一系列的小的步骤而导致无限的收益。突变是发生 在个体身上而不是发生在群体中的。一个具有这样一种天赋的个体是有种种优势的，而这种能力可能会在一个具有血缘关系的群体的几代人中传承增殖。在某些点上，外化应该是有用的，但是它也提岀了认知方面的难题:那就是,一个本来是为计算效率而设计的系统却必须要映射到一个相当独立于它的感 觉运动系统上。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多个途径得到解决，尽管并非没有限制，同时会产生相当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并且，它的演化非常非常小,甚至根本就没有发生进化。这与我们所观察到的非常吻合,而且就我看来，这还是一种最为保守谨慎的推断——虽然它只是一种推断，理由正如勒沃汀所说的那样。
无需说，这里的评论只触及了一些表面。近来有一项关于SMT的最新研究，我认为它方向正确，前景可观。当然，还有一大批的语言现象还未能得到解释，甚至很少被人检视，但就我看来，这里所描画的是我们目前所能拥有的最合理的一种图景，同时也是可以为丰富的调查研究提供很多机遇的一种图景。
本文来源于：“语言学通讯”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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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小编：心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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